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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孙中山：《三民主义》，32页。

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他的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些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夫子思想时，中国人也不自觉地用孔夫子的思想、用平均主义理解社会主义，以大同世界理解共产主义。

作为文化的有机系统，传统本身就是由各种要素乃至一定的异质性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其矛盾的张力恰恰是传统的生命力和传统得以变革的机制所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经验的事实。儒学（Confucianism）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因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否则，我们连眼下的思想文化现象都不能正确地分析理解，更不要说明确今后思想文化建设的任务了。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批判，其影响主要是在城市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各地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拜孔教也在各地和乡村复活着，这说明当时中国学术教育界的力量和影响还是很有限的。

所以他认为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只顾自己痛快，很少虑及他人之阅读习惯。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六十四卦无非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态势的代号。而当外界信号强烈到足以摧毁该系统的防御机制之时，白日梦者便在顷刻之间被唤回冷酷的现实世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后人对之应抱几分迷信才是，轻疑有时也会造成心理之蔽。

《春秋经》以现实反衬假想——孔子假设自己于隐公元年春践祚为王，象他所崇敬的周公一样受命改制。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永远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恐怕什么型号也合不上。

由所传闻世而所闻世，由所闻世而所见世，中国政局日益糜烂以至不可收拾。王船山从亡国的惨痛中领悟出即事见理这四个字，真是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深刻的教训。3、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近代学术史的论断乃当日之证人陈述，弥足珍贵，应以之为重要依据校正我们的学术史研究——有时就是无法理解也要接受。我想和先生说一下自己研究先秦两汉思想史的心得，错了您别笑话。

诸侯得之必增臂助，何以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为行理想甚至不惜与人所不齿之叛臣合作——普天之下又有谁人敢用？孔氏周游列国，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可以控制中原政局的晋、楚两国，最终失意而归。相信人类终将走向大同，这个新生的民族终于化解了长平坑降那样的血海深仇。一位是通过宗教神秘经验领悟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位则是从政治、历史的经历总结的经验的上帝（类似客观必然性）——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源于中国史官系统的《易传》、《老子》、《左传》、《国语》至今仍是最为深刻的政治学著作。

联系天下归仁与公羊三世义来看，孔子的仁大约即是这神秘的驱力。与之相比，高谈空头理论的当代现实主义政治学经典只能算是少儿读物。

此其所以两宋明清四朝皆以一出《桃花扇》收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

易春秋一系流衍为阴阳、兵、法、纵横家、黄老之学及中国史学。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系统的宗教性相要求进入《圣经》情境之人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觉全知全能。也因其只能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无法象中国文化系统的理性一样顺利地发生自我意识，从而生升华为悟性。孔子之门人弟子后来遍布各国政界，隐然形成一大政治势力。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我要仰头才能面对孔子。您劝我都是为了我好，心里明白，以后会小心的。

佛、道是山林哲学，而儒学乃庙堂哲学，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客观现实——马列主义入主中国正是出于对空谈心性之宋明理学的反动。没有耐烦做详细的考证。

孔子以六艺培训政治人才，于诗、书、礼、乐之外另编《大易》、《春秋》（此《春秋》乃孔氏平日之教材，不可能为临终前夕编订的《春秋经》）。而到上帝退隐之时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春秋之时所有的政治家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从而落入自然法则之机括，终将既得权力拱手交还上帝（客观必然性）——人类因其愚昧不知做过多少蠢事。

二经经文皆为空套，而真实内容隐于传记（此即述而不作之本意）。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开始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工具理性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中国人讲利用厚生，技术仅为满足实际需要而存在，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统之共性）。

临终前夕他将《春秋》所载诸侯乱纪败德之事勒为一编——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经》。而因其缺乏对性与天道的了悟，所有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研究对象。刘歆若是改窜了《史记》，哪里会对《左传》获麟后的记载手下留情？康、崔完全是疑心生暗鬼——要指望这样偏心的法官断出公正的案子简直是缘木求鱼。可信度自然只是相对而言——太史公也会判断失误，其书也可能为后人所改窜——但不会象康、崔辈想像得那么离谱。

乾元代表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仁，坤元象征一种恬退谦让的态度——智。孔子将不可书见之大旨口授亲近弟子，内容包括一套制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法以及通权达变以趋大同之政略。

完全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的。而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正是这一文化病症的表现。

这力不象绝对精神那样没有人身、自在自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认其存在。而董生须对孔子负责，这也正是他为注重家法的汉人所尊崇的原因。

体现历史文化精神之自我意识的君子以人文化成天下，历史的发展从而开始由自然演化转入人文演化的全新的轨道。而事实上越是天衣无缝，也就越是远离真实——理性尚未意识其能力范围，强不知以为知。仁乃欲之反对，标志着动物界自然进化达于反动阶段。圣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心智断层，一如尼亚加拉瀑布，此其所以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一说。

我们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若能解开现实世界的困境，经内的谜局自然迎刃而解。时空在人而言，而历史文化精神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孔子的天用得极有弹性，有时大约指仁或元，有时似指客观必然性，由此衍生孟、荀两家之天论（实同名而异实）。上帝的领地在不断萎缩，最后终于出现马克思主义这样包罗万象的伟大的形上学体系。

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理性较早发生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成熟而合理的天道性理结构，这正是前汉以下哲学采用注疏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根本原因。上述观点仅为一时之灵感，并非成熟的意见，所以前面讲明是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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